走出相對狹隘的設計專業藩籬,進入設計思考的領域,不難體會:當代設計思維的主流,正
經歷一個從產品中心的單點思維,過渡到以人為本、以使用者需求為依歸,以使用者經驗以及承載這個具體感官經驗發生的情境脈絡為導向,重構消費者旅程、打造無縫體驗、追求完美服務的帶狀甚至構面思考。



圖一


追根究柢,設計必然是一門關乎「人的藝術和科學」,除了在體制教育中美學和工學的學科訓練,也註定跟商管以及更廣義的人文、社會科學產生互動。在這波跨學科對話交流的風潮裡,人類學經常是首當其衝。然而現階段坊間到處充斥以「使用者xx」為名的教育訓練課程,幾乎是想當然爾地借用類似參與觀察(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民族誌(ethnography)等人類學式的田野調查和研究方法論,卻鮮少有機會回歸到更本質的問題,去省思這個設計/創意圈正方興未艾的人類學轉向(anthropological turn)。

人類學(anthropology/anthropologie)這個字,其字源學的意義是指「對人類的系統研究」(希臘文anthropos有關人的; logia學說)。這裡所謂的人,所指涉的首先是文藝復興以降,經歷宗教改革和科學革命,一直到啟蒙運動達到頂峰的,西方世界(其實是歐洲)所形塑的「理性人」傳統。在這個傳統裡,人不僅做為一能知的主體,同時也成為能夠被客觀研究的客體。換句話說,現代人之所以「成人」,相當程度上乃奠基於人逐漸地把自己當成可以應用科學研究的方法,縝密地去觀察、紀錄、分析、評估和調控的對象。

若把上述饒富「反身性(reflexivity)」意涵的對人的理解,重新擺回近代西方歷史發展的具體脈絡裡,則不難發現:十九世紀末人類學這個學科的興起,必須和西方人「自己」從大航海時代以來,伴隨著地理大發現、帝國主義擴張和殖民主義競賽等一連串發現「異己」的過程扣連起來。一方面,那些早期人類學者口中所謂的蒙昧人(savage)、野蠻人(barbarian)、原始人(primitive)和土著(indigene),其實是(以歐洲白種男性為主的)西方人在自我追尋的歷程中必須反覆徵引、藉以反躬自「察」之用的非西方對照組。也因此,人類學認識論一直以來便糾纏在圍繞著諸如自我與它者(self vs. other)、同質與異質(homogeneity vs. heterogeneity)、普遍與特殊(universality vs. particularity)、認同與差異(identity vs. difference)等一系列緊密攸關的對偶概念所形成的框架裡。另一方面,早期人類學對殖民地屬民的研究也服務並成就了殖民帝國對廣大殖民地的治理。

亟欲洗刷殖民科學的污名,人類學甫建制不久,陣營內部就開始進行激烈的內省。二十世紀初美國文化人類學(英國統稱為社會人類學)的建立,正是脫胎於對當時人類學學說中深受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影響的單線演化思想(mono-linear evolutionism)的反動。迄今每一次人類學史上的重要創新和突破,幾乎都是對先前「人類學認識論(anthropological epistemology)」的反省和修正。而當代文化人類學的關懷觸角,也逐漸走出初民部落的囿限,在二次戰後「後殖民情境(postcoloniality)」中「文化去殖民(de-colonization)」的普遍訴求下,進駐社會生活中大家習焉不察、甚至長期視之理所當然的幽微角落,進行細緻的批判和反思。

人類學從深刻自省中追求自我顛覆和突破窠臼的鮮明特質,也難怪在「決定未來的十種人(T. Kelly 和J. Littleman合著, 大塊文化, 2008)」一書中,刻板印象中給人生性冷僻怪異、不食人間煙火形象的人類學者,竟然名列第一。事實上,每一位自詡「設計思索者(design thinker)」,意欲進行跨域整合突破和追求卓越創新的創意實務工作者,都應該涵養人類學的核心精神:隨時敞開心胸、提昇視野,擁抱異己,不斷質疑自己腦袋裡面那些根深蒂固、相當控固力(concrete)的條條框框和分類系統。因為只有放下自己心中不自覺設下的各種成見,對慣性思考的疆界進行有意識地探索和突圍,才能更開放多元地對各種差異性進行「入情的理解(empathy)」,更有定見地「批判性繼承」與「創造性轉化」前人的精神和物質遺產,成就所謂的「破壞式創新」,進而開創別開生面、獨樹一幟的設計語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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